“班长”王宏斌
王宏斌，男，汉族，1951年生，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人，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1976年7月入党，现任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光荣当选为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1][10]
从一个中部的普通村庄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并成为引人注目的名村，南街村的发展和这位农民领袖王宏斌是分不开的。他从18岁就开始作生产队长，后来作村长、党委书记，一干就是近五十年，南街村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村里人亲切的叫他“班长”。
7月5日早晨实践团全体与班长座谈。总的印象是语素极慢、思维缜密，沉稳朴实，但是显然经过了太多磨砺十分老练。——据说王宏斌唯一的爱好是一个人到地里散步，在地里来回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把心事反复思考。——在访谈中他似乎不关心别人的评论，也不肯正面评论自己，但是他对自己的言行和威望显然是不乏自信的（以下是访谈的原文。班长简称“王”，学生简称“学”）：
学：我们都知道南街村有着平凡的过去，却有着富裕的今天，如果写一部南街村发展史，您希望写到您这一章时，对于您是怎样的描述和评价？
王：（笑）南街的历史，我相信后人自有后人言。至于后人怎样评价，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愿意评价什么就怎么评价。我个人绝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什么评价而工作……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和技巧。
学：那么您一定总有一个想法，要成为怎样的人？最终想达到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呢？
王：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能够虚度年华，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能丢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所以我这个人，不论是作为人还是共产党人来讲，都不愿意平平淡淡的把我一生过去。在任何时候都希望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学：现在很多名人出书，您年龄大了之后，有没有想过写回忆录？
王：（笑）没有想过。
学：其实我们是想知道您怎样评价、概括自己……
王：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和概括，那是不准确的。自己不能评价和概括自己。因为自己就不能看见自己的脸儿，咋评价自己？
学：既然自己都没办法评判，那么怎么判断您带领大家走的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王：大多数群众拥护的支持的就是正确的。
学：那就是说，您虽然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您，其实您还是相信群众是拥护您的。
王：（笑）是的[2][11]。
村里的人对王宏斌自然是十分尊敬和自豪。村民们都说班长“能干”，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南街，事实上单从访谈中体现出高得惊人的生活满意感来看，已经可以说明班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至少是在公开的层面上），因为班长和南街今天的生活有着无比密切的因果关系。
南街村档案馆馆长张天顺这样评价班长的：
他的报告我起码看过不下50次，在家也好、外地也好，我都看。每看一次，都有新的认识。不管怎么说，从整个讲话来看，他倡导人为公，不为私，都是一种正义的东西。人心为公、关心集体，这都是很好的，这些我很是很欣赏这方面……他这个人本人呢，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是很有伟大的魅力的。能为群众着想，代表人民的利益[3][12]。
王宏斌在附近的东关和吴寨口碑也都很好。他们说，他从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开始，就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在王金钟[4][13]的事情败露以后，王宏斌气愤至极，把王金钟办公室的地板砸了稀烂，把他办公室的家具也全都拉出去烧了，可见这人确实比较有魄力和正义感。
不过魄力处于权威地位也许会形成专制。东关的几位老人说，南街人都只说村里的好话，因为要是说坏话被上面知道了，会受到班长“严重的批评”。
漯河的南街村有王宏斌，新乡的刘庄有史来贺，江苏的华西村有吴仁宝……中国诸如此类的明星村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带头人。社会学者曹锦清将其概括为“能人效应”。一个人伙极少数人能够改变一个村庄的道路，那么这个村庄其实就不可避免的收到个人或少数集团无形的控制。考虑南街的持续发展的人都不可避免的讨论如何找到第二个王宏斌来继承他的事业，如何保证下面的人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又不受约束。这些问题王宏斌也表示“现在不能把握的。我们能把握的就是培养一个群体在接南街的班，而不是个人。因为培养一个人接这个班是保证不了南街的连续性的和长久性的。”那么一个领导班子如何像一个人那样掷地有声且具有鲜明的人格魅力呢？王说他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培养和锻炼，一定会有人来具备这些条件。
毕竟这只是他的美好愿望。按照科层制的思路，避免个人的负面因素或许就应该寻找一个机制来取代个体领导，这样才能规避人才断代、或个人独断的危险，但是在中国农村向来以宗族势力、人情关系为潜规则，而且他们似乎也甘于服从有魅力、有能力的个人，管理农村的过程似乎有缺不了农村领袖，制度和能人，这两极究竟应该怎么平衡，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四、“外圆内方”的生存策略
外圆内方是南街村著名的生存策略。所谓外圆，就是根据市场竞争法则和国际通行惯例，在不违背大的原则和不丧失国格、人格的前提下所采取的灵活措施。以此与社会主义大市场接轨和适应社会大气候的需要。“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为了适应，否则寸步难行。外面请客收礼，我们也收礼，外面送礼，我们也送礼。说我们就搞马克思主义，在市场经济运行下，那是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要和外界交流，外圆内方是生存的需要。不外圆就生存不了。[5][14]”
所谓内方，就是指在南街加强内部管理，在各项工作中，与职工村民的民情民意，村规民约接轨，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并以此为标准。“社会阴暗面一定不能再南街出现。洗头啊、男不男女不女的事情绝不能出现。强调人们的思想，强调教育。抓人们的思想——在外界，就不搞教育啦，只靠经济杠杆。[6][15]”
1．外圆：随行就市
“南街村在政治上、经济上、管理上、市场上……前进中各种困难都遇到过。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摘自7-5班长访谈）”其实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与外界市场经济大环境沟通适应的过程，这就是外圆。
南街村虽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制度，但是也会高薪聘请外面的各方面的专家为南街村工作，在南街建起专家楼。对于跑销售和对外业务的那些人，他们利润很大，比如把货款先在银行存一段时间，再上交村里，而利息则由自己独得[7][16]。
在媒体、信息方面南街村也似乎并没有与外界隔离。班长说，南街从来没禁止过村民上网。社会是五颜六色的，如果千篇一律，就不成为社会。让南街人见识见识五颜六色的社会，学会分辨哪是红的，哪是绿的，哪是黑的，哪是白的。这对于提高觉悟是有好处的。对于下一代的成长也有好处的。所以对于上网问题，我们没有限制（7月5日班长访谈）。我们在图书馆发现，这里的多数图书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 的痕迹，除了一部分经典的毛著、马列书籍，我们看到了市场上比较风行的许多读物，比如安尼宝贝、余华的小说，流行电视剧文学等。
原先据说南街每日三次革命歌曲的洗礼，早晨《东方红》中午《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社会主义好》；此行发现中午晚上的歌曲已经不放了，据说每天早晨6：00依然《东方红》，但很多村民当时还未起床，听不见。这是不是也体现南街村在淡化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变得更加随和呢？
据班长说，南街村还准备把最新接管的制药产业在三年内上市，看来南街在企业经营的模式上也在打算着局部的新尝试。
2．内方：忠于理想
“与其说南街是干出来的，不如说是斗出来的。争取的与错误的斗，高尚的腐朽的，正确的错误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时间是不定时的。什么时间有可斗的人和事，什么时候斗。”班长这样概括南街村的发展，可见集体道路一路走来南街是需要个性和执著的。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南街村主要领导人坚持认为认为“外圆”毕竟是权宜之计，共产主义是不可改变的信念。正如王宏斌所说，“私有制不是共产党最终追求的。尽管现在共产党发展私有制，只是在过渡时期的作法，这只是权宜之计，而过度不是最终。当初共产党的诞生，发展、革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不是要发展私有制。所以说发展私有制不是我们的目的。”
为了坚持南街的道路，领导班子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严格管理、思想教育、婚姻把关等。在南街村醒目的标语、毛泽东像、小红本都在无形的灌输给村民南街的独特理想。红色思想倾向明显的南街村报、南街村电视台节目，以及开大会、讲故事等特别的活动都在思想教育的同时坚定村民的信念，并与外界产生无形的意识形态的差别。
在村民治理方面，南街村有严格的措施。南街村通过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比”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维持村里文明的生活风气，远离不良之风。由于这项活动跟村民的公共福利挂钩，效果很不错。
递交结婚申请的人的对象，妇联是对其进行调查，严把新人的质量关。“进入南街的青年人，我们不希望把社会上一些犯过法的，犯过罪的、或者在逃犯，或者是道德品质败坏的人，引入南街村。这是对南街负责任。”
3．难题：外圆内方，何以并存
我们的疑问在于外圆和内方能否长时间共存，外圆是否会侵蚀南街村的相对纯洁，而使得内方在外部的大环境下无法坚持，毕竟外面的世界有太多诱惑。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南街村的中学生表示，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其实不抱理想；周围同学还是比较乐意升学，只要考上大学就不愿意留在南街。他曾经去青岛、上海、桂林、南京旅游，父母平时教育也是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南街；“在南街长大，觉得还好；一去了外面，觉得南街太小，外面比较开阔。以后想考到外面去，最好是北京”……
“现在大气候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包围，市场运作的影响，对南街造成困难。南街要与外界同步，不同步就受到制约。人们的头脑、信仰不坚定、立场产生动摇。花花世界，灯红酒绿对我们思想侵蚀。人们产生自私、不为公等行为可能发生。这些是不利因素。但是，有利因素是党组织针对这些会加强教育。就像基督徒，老讲圣经，就是在加强世界观。世界观形成之后一般是不会改变的。一旦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就能坚定下来。（7月5日张天顺采访录音）”
在外圆与内方的相互配合方面，班长认为在外界强烈的冲击之下，要保证村民坚定的坚持走南街路线，需要作出一定努力——
第一、作为南街的领头人一定要信念坚定、思想纯洁，作风扎实，自身要正派、处事要公道。形成人格魅力。人格魅力这是不可估量的，有时候你不给一分钱，不给他东西，凭人格的魅力，他也跟着你走。有这样的人啊。
第二、要靠南街村集体的优越。通过发展经济，我们使得集体福利再多一点，再好一点。使集体福利和优越性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8][17]
五、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1． 南街的理想
南街村奋斗的目标一直是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更准确地说，是带头人王宏斌或村领导班子对于南街村发展的蓝图。提起南街的目标，班长也在他多次接受采访时谈起——我们要让南街富的一分钱都没有，不只是小康生活；中康、大康生活。在停几年，南街要实现科学饮食、健康饮食。还要搞大食堂。24个小时里有20个小时开门。自助餐。几十样菜、饮料，合理搭配食用。在穿戴方面，下一步打算建立南街村民福利供给站：除了内衣固定，其他的外衣都公用。西装相穿这身穿这身、想穿那身换那身。手表、领带，都是。如果有这样的待遇，村民还存钱干什么？没有用。只有与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实现。
在2004年王宏斌的讲话中它曾强调要让“没有一个人有一分钱的存款”王说，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学习过《共产党宣言》要实现两个决裂：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与私有制决裂。实现这两个彻底决裂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决裂，要一代一代、一天一天的决裂。在南街有人一直搞集体，没有存款。有的人还有积蓄。到一定时候他们会把钱捐给集体、捐给社会的。
2． 理想之下的现实
这个为村民造福的宏伟理想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吗？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例。三大班子领导人之一的北航的硕士生顾义、档案馆的张天顺都是为共产主义的旗帜感召来到南街工作。而普通的村民对此却似乎并没有很高的认同感。一个南街的孩子觉得，“‘所有的人共享衣服’不能接受，‘大食堂’嘛，还是自己家吃饭好”；“共产主义的标语放着就放着，没什么感觉”。一位在南街村工作的外村小伙子说，觉得这里的毛氏标语是深奥而富有哲理的，但是他不大看得懂。看来对于共产主义，前者麻木，后者不解，远没有达到班长的境界。
现状总是距离目标很是遥远。张天顺对现实的评价是，距离共产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是物质财富还达不到，二是思想觉悟达不到。比起外界社会来说，已经是很先进了，但是按共产主义要求还远远不够思想境界不到位村民的在南街每个村民的觉悟必须达到像雷锋、焦裕禄那样才能够达到共产主义，单是现在干部还不是焦裕禄，村民还不是雷锋。私欲、农民意识、观念等还在制约着我们。
比物质水准更难达到的是思想水平。就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从单纯的生产劳动、穿衣吃饭跳出来，达到自觉的共产主义境界谈何容易。 “大部分人都希望南街大家庭搞好。但是说绝对忠实，不至于。 不可能像过去的英雄“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信念不可丢。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跟着走的占多数，只要有人领着搞共产主义，就会有人跟着走，而且会有大多数的人跟着走。不愿意跟的是少数。”
但是，跟着走的共产主义毕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搞共产主义业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如何使得高尚的理想为更多的人认同和接受，在思想朴素的大众中产生共鸣？使更多的人不再仅仅是跟着走，而是真正萌生了坚定的信仰？这个还是一个需要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南街的工作毕竟还是表面化、概念化的：
首先，抓好思想教育。让大家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其次，利用一些经济杠杆来调动积极性，比如十星级评比。
此外，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村规、规章制度，来引导大家积极向上。
村民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件长远的塑造工程，而把少数集团的意志、理想在大的人群中共鸣、付诸实践更是需要耐心、妥协、勇气——共产主义理想何时能够成为所有南街人的共同理想呢？
第三部分：结语
短短的一周时间的考察距离斩钉截铁作出结论还有太长的差距。只能以几点感想和启发作为结束。
首先，城市和农村从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思想状态等各方面着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在乡村考察的时候下意识用城市人的眼光和标准在为农村的现实作出判断的时候，不能不反复权衡。简单往复的生活也许是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所无法忍受的，但是，那的确是广大农村目前难以改变的生存状态，并且农民看似安于现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满足感本身或许就是值得研究的特殊国情。
其次，我们深刻的感觉到农民的质朴和地方基层求发展的迫切心情。这些都激发着我们关于解决三农、振兴农村的热情和思考——任何地方的长足发展都离不开因地制宜，而后者又必须建立在对于当地各方面情况有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凤阳，我们了解到当地正在邀请上海著名高校的教授挂职，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在南街，他们不断拓展产业领域，诸如制药、兰业等，其收益如何尚不能做出结论。对于凤阳的名誉顾问，他们如何在做出规划之前确保对当地的现实又充分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凭借官方的、书面的材料；对于南街，大规模的投资、拓展是否合适于乡村从农业衍生出工业的现实？真正的因地制宜，而不被资金、外部人才、上级指标等因素所左右，这是我们所关注和忧心的。
再次，究竟什么样的道路适合中国的农村？小岗、赵庄、南街，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路径。小岗走的是松散的个体承包的路线，从而其发展受到农民意识、规模局限、思路不明等因素的制约；而赵庄和南街走的是集约发展、统一规划的道路，不同的是前者由企业来担当主导和智囊，依旧维持个体经济，后者以集体为单位，则免不了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这种路径的问题似乎在于统一的决策是否真正体现民意，以及在福利和自由两者之间应该有怎样的权衡。
小岗当年的成功毕竟是低起点的、满足温饱意义上的成功，如今广大农村在普遍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二十余年后，怎样再次飞跃呢？
最后，在农村作田野工作需要极大的体力、耐心和热情的投入。当新奇感淡去，还会有多少人长期扎根在如此贫瘠单调的环境中呢？但是，这确实是中国最需要关注、最需要智慧的地方，或许应该有什么更合理的机制使得农村能够长久的激发更多人的热情，投身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