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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霉素研发人甄永苏院士:推进医药研究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日期:2019-09-29     来源:南方日报    浏览:3479    评论:0    
核心提示:甄永苏是我国抗肿瘤抗生素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主持了包括平阳霉素等多种抗肿瘤抗生素的研究开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抗肿瘤单抗导向药物研究;提出了以“核苷转运”作为靶点,利用核苷转运抑制剂增强抗癌药物疗效的新策略。
  

甄永苏院士讲述大学时学医的故事

甄永苏院士简介>>

甄永苏,祖籍广东开平,1931年生于台山县公益埠,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教授。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大学生。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9年8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并设立学部,甄永苏任学部委员。

甄永苏是我国抗肿瘤抗生素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主持了包括平阳霉素等多种抗肿瘤抗生素的研究开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抗肿瘤单抗导向药物研究;提出了以“核苷转运”作为靶点,利用核苷转运抑制剂增强抗癌药物疗效的新策略。

平阳霉素——一种从浙江平阳县土壤放线菌中分离得到的抗肿瘤抗生素,是博来霉素类新药。从1978年投产至今,已成为我国临床常用的抗癌药物,造福无数患者。研发平阳霉素的背后,是甄院士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研究团队密切合作以及创新方法的结果。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甄永苏的科研之路极有代表性:在困难时期,凭着对科学的热爱和社会责任感,想方设法突破技术难关;有走出去的机会,能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开展研究,报效祖国。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

提起童年,甄永苏依然记忆深刻。

甄永苏告诉记者,他的出生地公益埠(镇),是由华侨建起。小镇格局类似纽约曼哈顿,有整齐的马路,镇中心还有商业街。当地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都相当发达。“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马戏团乘火车到台山来表演,我首次见到大象、狮子,感觉特别兴奋。”讲起童年的故事,甄永苏兴致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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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有一位华侨从美国归来,送了甄永苏家一张旧金山的鸟瞰图。“父亲也觉得不错,把它贴在墙上,我天天看,看到完全跟家乡的情况不一样,港湾很大,有很多船,特别是金门大桥,那时候刚建成,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也因此,我从小非常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甄永苏的父亲是一位远近颇有名气的牙医,重视子女教育,家里6个子女都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在当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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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日寇侵华战火烧到了甄永苏的家乡。甄永苏回忆,公益埠因为有铁路,也被日军轰炸。“那时候日机随时来轰炸,飞机飞得很低!”他记得,家里的墙都被炸歪了,只得用竹架临时支撑起来,全家到乡村避难。

而随着时局动荡,甄永苏小学6年换了5所学校,初中阶段先后在两所学校学习,逃难成了日常生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甄永苏一家返回家园,继续在开平市风采中学读初中。1946年,甄永苏考入台山市公益埠的省立越华中学读高中。194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那一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入学考试仅仅录取了32人。11月,广州解放。年底,推迟入学的甄永苏走进校园,成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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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选择学医的理由,甄永苏的理由非常实际:“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做医生是生活稳定的职业。”不过,进入大学的甄永苏,很快有了新目标:“要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里,甄永苏还遇到了其一生的伴侣陈妙兰,他们1954年毕业后一同分配到北京的中央卫生研究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工作,并于1955年结婚。甄永苏说,他们是“同龄、同乡、同学、同事、同行”。陈妙兰是肿瘤病理学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领导组常务副组长。两人可谓“志同道合”,为肿瘤防治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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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扛起“抗肿瘤抗生素研究”重任

20世纪40、50年代,正是医药研究取得划时代突破的岁月,抗生素家族的研究进展尤为瞩目。二战期间,青霉素在临床上验证了史无前例的神奇效果,之后,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相继研制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抗生素药物研究与生产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青霉素的现代化生产率先实现。由于抗生素的应用,曾经的“不治之症”如伤寒、肺结核等,都有了较好的治疗药物。

20世纪50、60年代,抗生素是国家重点研发的领域。1956年提出的“十二年规划”中,抗生素也位列其中。这一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成立了抗生素系。甄永苏回忆道:“1956年,沈其震院长抓住抗生素研究领域的新生长点,让我们开展抗肿瘤抗生素的研究。在王蘅文教授指导下,我着手查阅文献、学习和掌握方法,并和当时新建立的抗生素系合作,开始初步研究。”

到了1958年10月,抗生素系扩大,建立抗生素研究所,甄永苏等青年科研骨干被调入该所。几十年后,甄永苏依然记得当时沈其震院长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为发展我国抗生素事业,不久将成立抗生素研究所,院领导决定调你到该所工作,加强抗肿瘤抗生素研究,望你很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当时甄永苏年仅27岁,参加工作也只有4年,沈其震院长的信任和关怀令他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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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的抗生素研究所提出了寻找新抗生素的三大任务:抗细菌、抗肿瘤和抗病毒。1958年11月,抗生素研究所成立各研究组,甄永苏任肿瘤研究组组长。肿瘤研究组后来改为研究室,甄永苏任主任。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仅凭干劲做不好科研工作”

从表面上看药物筛选是一项很常规的工作,但实际上,寻找抗肿瘤抗生素,是一项可以用“大海捞针”来形容的艰巨任务。

微生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据报道,在1克土壤中可能有1亿个细菌、1000万个放线菌、100万个真菌。微生物的种类繁多,其代谢产物更为复杂多样,近40年来,文献报道的来源于微生物的抗生素有数千种。如何在有限的研究基础和条件下,从海量资源中挖掘到有效成分,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年轻的甄永苏充满工作热情,希望很快就能发现新型有效的抗肿瘤抗生素。他经常翻阅专业期刊,时刻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国际同行的研究进展,开拓思路,增强信心。

甄永苏回忆道:我当时曾满怀希望与幻想,但愿很快就能发现一种新型有效的抗肿瘤抗生素。在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下,有热情,有干劲,但也出现过盲目性,提出过不切合实际的指标和口号:外国人从1万个样品中能筛选出1个抗肿瘤抗生素,我们要苦干,筛选10万个样品。

显然,没有掌握良好的检测方法,仅靠“大海捞针”是不现实的。这段时间,甄永苏和研究组夜以继日地筛样品,却没有发现一个有应用前景的抗肿瘤抗生素。“挫折使我认识到,仅凭热情与干劲不能做好科研工作。”

1962年,甄永苏决定暂停筛选工作,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学习研究肿瘤病理。1963年,又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抗肿瘤药物的药理研究。直到1965年,甄永苏回到抗生素研究所,决定采用新方法筛选抗生素。甄永苏相继创立了“抗组织谱法”和“精原细胞法”,和研究团队的同事开展了新的筛选工作。

有了新的方法,这才有之后的光辉霉素、争光霉素、平阳霉素、博安霉素、力达霉素和云南霉素等抗肿瘤抗生素的发现、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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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交流抓紧一切机会开展研究

即使是在“文革”期间,甄永苏和同事们也尽可能坚持自己的科研工作。对于这种选择,他总结道,一是科学探索的求知愿望,这是来自于他精神世界的内在动力;二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作为一名科技人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是自己的天职,是应尽的责任。

另外,甄永苏坚信科研工作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学习各国学者的先进经验,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外语学习,平时坚持查阅外文文献。“那时候我们图书馆里有为数不少的国外出版的生物医药科学杂志,只要有空就去阅读。”甄永苏说。

就这样,甄永苏始终没有放松对国际抗肿瘤药物研究新动向的关注。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甄永苏通过国家举办的首批留学人员考试,并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推荐。1979年10月,甄永苏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药理与实验治疗学系从事免疫药理研究工作。1981年,甄永苏转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任客座教授,从事肿瘤生化与药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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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日子,甄永苏始终怀抱着报效祖国的初心,时刻思考如何推进国内研究的开展,利用当时国外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抓紧一切机会开展研究。他说,在国外两年半的时间里,周末时间多在图书馆度过,仅去过一次电影院。

在这两所高校的研究和交流过程中,甄永苏确立了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和核苷转运抑制剂两个课题,这也成为他日后回国研究的方向。

回国后,他率先开展单抗靶向药物研究,并先后参与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和973计划项目等重大课题。甄永苏提出了研制小型、高效偶联物的方向,尝试将单抗与力达霉素等连接,构建了高活性的抗体药物偶联物。

此外,甄永苏回国后还以“核苷转运”作为筛选靶点,寻找新型的抗肿瘤生化调节药物。经过建立检测方法和开展筛选植物产物和微生物来源的样品,他发现了多种天然来源物质具有抑制核苷转运活性,可增强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并可逆转肿瘤细胞的多药抗药性。

对话:根治癌症需要多代人的努力

南方日报:您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甄永苏:进入医学院后觉得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对基础课、临床课都有浓厚的兴趣,并力求取得优异的成绩。入学早期也遇到一些困难。当时要求大学老师用普通话讲课,但有的老师不太会说普通话,有的口音也听不太懂。当时既不发讲义,也没有参考书。课后,就看谁和老师是同乡,听得懂,就把笔记本借来抄。通常要很晚才能抄完当日讲课笔记。那时条件是比较困难,但是也激励我们应该珍惜学习机会,要好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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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作为抗肿瘤药物研究专家,您认为人类能够打赢对癌症的“战争”吗?

甄永苏:治疗癌症是医学难题,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考古研究发现几千年以前就有癌症,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所以这个病也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但是你如果从一段历史时期来看,比如从近70年来看,抗肿瘤研究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在肿瘤药物治疗方面,曾先后出现一些临床可用的化疗药物。尤其是最近这20年,有了一系列的新药,包括抗体靶向药物和小分子靶向药物。对于某些恶性肿瘤,如果用药得当,可以缓解相当一段时间,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但总体来看,要说根治癌症,确是任重道远,科学研究要有新的进展和突破,要靠多代人努力。

【记者】王诗堃

【策划】赵晓娜

【视频拍摄/剪辑】王诗堃

【作者】 王诗堃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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